202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引发新一轮讨论。这份文件最显著的变化是：取消个人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这一调整，既是对2022年争议政策的回应，也折射出公民合法需求、政策监管温度与反诈安全之间的复杂博弈。

一、政策轮回：从“硬性登记”到“弹性监管”

2022年1月，三部门曾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对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了解并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政策甫一出台，便引发舆论两极分化：

• 支持者
  认为，这是打击洗钱、电信诈骗等金融犯罪的必要手段。央行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现金存取业务中，单笔超5万元的交易仅占2%，政策对多数人影响有限。
• 反对者
  则担忧，此举可能增加业务办理繁琐性，甚至涉嫌侵犯个人隐私。有储户直言：“我取自己的钱，为什么要向银行解释用途？反欺诈难道不是相关部门的义务吗？为什么要让普通公民承担不方便的后果？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

政策原定于2022年3月1日实施，但一个月后，三部门以“技术原因”为由暂缓执行。这一反转被视为对民意的直接回应。

二、矛盾核心：安全、便利与权利的边界

1. 反诈责任：谁的义务？

电信诈骗年均造成数百亿元损失，反诈已成为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刚性任务。根据《反洗钱法》，金融机构需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报告等义务。但问题在于：反诈的成本是否应由公民的便利性来承担？

• 观点碰撞

• • 政府与监管机构
    反诈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公民需承担“合理义务”。例如，欧洲《反洗钱指令》也要求金融机构对可疑交易进行尽职调查。
  • 公众与法律界
    公民的财产权受宪法保护，监管不能无限度侵入私人生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指出：“反诈不能以牺牲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需在法律框架内寻找平衡点。”

2. 银行：夹在“合规”与“服务”之间的双重角色

银行既是金融服务提供者，也是反洗钱的第一道防线。实践中，基层网点常面临两难：

• 案例
  某银行因未登记客户5万元取款用途被监管处罚，但客户投诉“像审犯人一样”。
• 数据
  2024年银保监会通报显示，因尽职调查不到位引发的投诉占比达15%，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权利与义务对等吗？

根据《商业银行法》，储户享有“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权利，但法律未明确银行在反诈中的具体义务边界。现实中，银行常通过“格式条款”将部分监管责任转嫁给储户，例如要求填写《大额现金支取申请表》。这种做法是否合法？

• 律师观点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颖认为，“银行可基于风险防控要求提供必要信息，但不得超出合理限度。例如，要求普通储户说明‘子女教育费’的具体学校名称，可能涉嫌过度收集。”

三、破局之道：技术、分层与透明度

1. 技术替代人工：从“登记”到“核验”

• 数字化工具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研究员曾圣钧建议，推广手机银行“信息预填”功能，储户可在线上传合同、发票等证明文件，系统自动核验真伪，减少线下等待时间。
• 大数据风控
  利用交易记录、信用评分等数据，对低风险客户简化流程，对高风险客户（如频繁大额转账）加强监测。

2. 分层管理：避免“一刀切”

• 实践案例
  招商银行已试点“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制度，将储户分为普通、关注、高风险三类。普通客户5万元以上取款仅需口头说明用途，高风险客户需提供书面证明。
• 数据支撑
  央行反洗钱局2024年报告显示，分层管理可使80%的客户业务办理时间缩短30%，同时提升可疑交易识别率。

3. 隐私保护：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 法律要求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金融机构收集信息应“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例如，取款用途只需登记“购房”“医疗”等大类，无需具体到地址或医院名称。
• 公众教育
  通过短视频、宣传册等方式，向储户解释资金流向监测如何阻断诈骗链条，缓解隐私焦虑。

四、国际镜鉴：他山之石能否攻玉？

• 美国
  根据《银行保密法》，金融机构需报告单笔1万美元以上现金交易，但储户无需主动说明用途。监管通过数据交叉验证发现异常。
• 新加坡
  推出“PayNow”等即时支付工具，减少现金使用，同时通过生物识别技术提升账户安全性。
• 启示
  技术升级与金融创新或是破解矛盾的关键。正如融孚律师事务所金鹏所言：“反洗钱合规不应以牺牲客户体验为代价，两者可以动态平衡。”

五、结语：寻找“最大公约数”

此次征求意见稿的调整，标志着监管政策从“硬性约束”转向“弹性治理”。我们非常期待我们的监管思路能与时俱进，不只从公民端，而是从监管者本身发力。比如对监管人员进行硬性约束，对公民进行弹性治理，或许更为有效。否则，大家的疑虑很难消解：当一位老人取10万元给儿子买房时，是否需要向银行解释？当诈骗分子利用小额多次转账规避监测时，5万元的阈值是否足够？全民手机号码实名后，诈骗分子却不需要实名，甚至让公民信息泄露更加一览无余？这里面是否有政策悖论？好的政策是否走样变形？

答案或许在于：建立一套更智能、更人性，更程序化的系统，减少人为干预，让反诈成为“无形的手”，而非“有形的门槛，让监管部门与公民一起，从左右为难中解放出来”。这需要监管、银行、技术提供方与公众共同参与——毕竟，金融安全的终极目标，是守护每一个普通人的财产与尊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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