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部分公司业务结构失衡。如2019年上半年24家小公司中有11家公司车险占比超过80%，远高于行业平均值65.93%，对车险的过度依赖使得风险更为集中。

三是精细化管理不到位。中小公司股东和管理层通常只注重单纯的保费收入而忽视业务质量管控，基层保险机构面对过高的保费任务压力且难以得到股东的有力支持的情况下，部分经营行为失去理性，高赔付业务也来者不拒，如个别保险公司大力拓展高赔付的货车类车险业务。

（七）商业车险改革长短期目标存在冲突，行业基础建设有待加强

当前商业车险市场存在种种乱象，而商业车险改革的目标是要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监管有力的商业车险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商业车险条款费率形成机制，激发财产保险公司发展创新的活力与动力，引导财产保险公司在商业车险品牌、管理、渠道、价格、服务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差异化的市场竞争。

但是，面对中小保险公司目前的生存危机可能导致的市场波动和舆论风险，为了确保改革过程的稳定和改革最终目标的实现，又必须对市场加以适当引导和干预。如何在坚持依法合规的原则下，充分发挥监管的作用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方面。另外，车险行业的基础建设薄弱，包括深入掌握真实客户信息、遏制车船税返还补贴、建立不诚信客户的行业数据库以及从业人员黑名单等相关工作需进一步开展。

六、浙江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2003年，原中国保监会启动第一次商业车险条款费率改革，2015年，原中国保监会启动了第二次商业车险条款费率改革。商业车险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反复进行车险市场整顿的过程。与十多年前相比，当前车险市场的很多问题尽管表现形式有变化，但本质并无不同。单纯的车险条款费率改革难以解决车险市场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下列工作是推动车险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着力推动现有车险销售模式转变

2018年浙江全省车险手续费支出114.57亿元，占全年车险保费的22.3%，但全省车险的经营利润才13.87亿元。此外，2018年全省代理渠道车险保费占总保费收入比重达到89.92%，这不仅说明保险公司难以真正触达客户、服务客户，更无法深层次地了解客户需求，从而难以针对客户痛点硏发具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导致行业竞争长期处于低水平的价格竞争，产品和服务质量改善迟滞，产业升级进度缓慢。在浙江省下一步的车险改革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快车险销售模式的转型升级，鼓励直销业务发展，重视续保率的提高以增加客户黏性，提升客户需求满意度。

（二）着力推动财险公司战略转型

从顶层设计出发，优化财险公司的公司治理质量，提升内控管理水平。一方面要构建监管评价考核机制，引导财险公司建立健全稳定、专业、有活力的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制定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和中期经营目标，并将相关要求落实到年度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制度中去，切实转变以规模为主要目标的短期化考核导向。另一方面要寻求细分市场领域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引导中小公司业务转型升级，不贪大、不求全，在细分市场领域寻求自身的竞争优势，部分中小公司可以退出车险市场，专注拓展非车险业务。

（三）着力发挥市场准入奖优汰劣的作用

要改变原有车险业务低准入门槛、低人员素质、低资源投入的现状，就要充分发挥市场准入的筛选职能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重复出现。通过业务、机构准入的要求，引导财险公司加大科技投入，吸引优秀人才，激发经营活力，杜绝销售人员一年换一茬、高管人员变动频繁、重营销轻服务等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对长期经营亏损、人力配置不足的机构，主动引导其退出车险经营，彻底改变保险公司将车险业务做成承保靠“代理”理赔靠“公估”的两头在外的空壳业务，改变车险承保能力严重过剩、低水平价格竞争的状况。

（四）着力推动区域差异化创新试点

从全国的车险满期赔付率的风险地图来看，不同地区的车险赔付水平差异非常大，而且各个地区的车险事故类型、赔偿标准、客户需求和所处发展阶段都是不同的，但目前全国只有一款车险产品在销售，保费价格也是大同小异（除了三个试点地区）。改革走到目前，还是停留在费率折扣下调层面，条款改革的这一步始终没有迈出去。我们要尊重不同地区车险市场发展阶段差异、汽车产业格局不同的国情，争取浙江地区区域化创新试点探索制定符合浙江市场实际的车险条款和费率。

（五）着力加大车险整治力度，保持高压态势

督促各家保险公司落实合规要求的主体责任，将银保监会的监管要求不折不扣地传达到每一级分支机构、每一名销售从业人员。监管部门要集中监管资源，加大对带头违规的大公司和顶风作案的中小公司的监管力度，同时加强监管联动，合力规范中介市场。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应有的协作配合功能，切实做好各公司间的沟通协调，加强行业自律，做好行业层面的车险违规举报核查工作。